■中國教育報 2010年09月16日 第八版 新聞高等
本報記者儲召生
作為大學教師，他曾臨危受命，負責為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提煉濃縮鈾。但“兩彈一星”勛章里，并沒有刻上他的名字。作為新中國放射化學的奠基人，他的同事和學生都已名滿天下。但他自己卻并不是兩院院士。
1、法國居里實驗室的“中國楊”
他沒有因為在著名的居里實驗室鍍了金而沾沾自喜，更沒有打著“師從諾貝爾獎得主”的旗號謀取虛名
談及與放射化學的緣分，楊承宗笑著說，他總能在需要的時候，遇到最需要認識的人。這讓人很容易聯想到英文里的“right time，right person”。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人，都與法國居里實驗室有關。
１９３２年楊承宗從上海大同大學畢業后，就趕上了淞滬戰爭，畢業即失業”。剛開始他回江蘇老家找了份中學教員的工作，沒多久就重新失業。正好大同大學校長的兒子想到美國去留學，但又不好意思撂下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鐳學研究所的挑子，聽說楊承宗正失業呢，校長便向所長嚴濟慈推薦楊承宗去頂他兒子的缺。楊承宗就這樣陰差陽錯知道了鐳，也從此與放射性元素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北平鐳學研究所，楊承宗認識了第一位“貴人”鄭大章。那時，鄭大章剛從法國回來，他的老師就是鐳的發現者居里夫人。楊承宗開始向鄭大章學習放射化學，那段時間，師生二人整日癡迷于鈾、鐳等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鈾礦附近的溫泉中常含有高濃度的氡，鄭大章帶著楊承宗測量了我國各地著名溫泉水中氡的濃度，以便在國內尋找鈾礦石。兩人在１９３５年發表了論文《西山溫泉水所含氡量之測定》，這也是楊承宗在放射化學研究方面的第一項科研成果。
北平被日軍占領后，鐳學研究所南遷到了上海租界，所長卻換成了一個漢奸。正在楊承宗在漢奸所長手下工作痛苦不堪之時，１９４６年初夏的一天，楊承宗忽然收到了一封用法文寫的信。信是居里夫人的女兒伊蓮娜?居里（即約里奧?居里夫人，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寫來的，說是因為嚴濟慈的推薦，邀請他到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工作。約里奧?居里夫人就是楊承宗科研事業上的第二位“貴人”。
１９４７年春節，楊承宗登上了戰后上海開往法國馬賽的第一艘法國大客輪“香波利翁”號，開始了留洋求學的生涯。居里實驗室幾乎集中了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原子能專家，簡直就是一個“小聯合國”。放射化學實驗要求操作者不能有半點閃失，楊承宗做實驗的本領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發揮，人們也開始喜歡上這位小有名氣的“中國楊”。在導師約里奧?居里夫人的悉心指點下，楊承宗獨辟蹊徑， 采取離子交換法，系統研究了元素周期表中第Ⅲ、Ⅳ、Ⅴ、Ⅵ族較難分離的一些化學載體元素。１９５１年６月，楊承宗的博士論文《離子交換法分離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通過了答辯，獲得了巴黎大學理學院的博士學位。
楊承宗博士論文通過后， 約里奧?居里夫人向他表示祝賀
拿到了博士學位的楊承宗，也收到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為期兩年的聘書。但他還是選擇回到新中國。至今那張標有“年薪為５５５３００法郎，另加補貼”的法文聘書，還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里展示，成為中國科學家熱愛祖國、不為國外優厚生活條件所誘惑的見證。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楊承宗帶著十幾個大箱子，里面裝滿了國內急需的實驗器材和珍貴資料，歷盡周折經香港回國。此外，楊承宗還帶回了兩件“寶貝”。一件是１０克碳酸鋇鐳的標準源。這是鐳的發現者居里夫人親手制備的國際鐳標準。這個標準源，后來成為我國開展鈾礦探測的唯一標準計量實物。另一件是約里奧?居里先生的一個口信：“請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后來人們才知道，正是這個口信堅定了中國領導人發展核武器的決心。回國之后的楊承宗，仍然默默地從事著放輻射化學研究， 沒有因為自己在著名的居里實驗室鍍了金而沾沾自喜，更沒有打著“師從諾貝爾獎得主” 的旗號謀取虛名。即使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楊承宗也沒有主動提及自己師出名門。但他早已是名聲在外。
１９８６年金秋時節，北京召開國際核化學和放射化學會議，不少知名科學家應邀從世界各地飛到北京，聞名世界的法國居里實驗室主任莫尼克?帕杰絲教授也在邀請之中。
３５年前楊承宗在法國居里實驗室時，莫尼克?帕杰絲才１８歲，一直是楊承宗的助手。站在莊嚴的北京科學會堂講壇上，莫尼克?帕杰絲教授向來自不同國度的科學家詳細介紹了她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之后激動地說：“我的第一個啟蒙教授是中國人，是個真正的大專家。他現在就在會場，他叫楊承宗！”
在法國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留學的５ 年，給楊承宗留下了終身的印跡。熟悉楊承宗的人，都直接稱呼他為“法楊”，以區別于“英楊”――中科院另一位讀音相近、留學英國的科學家楊澄中。
2、進入“原子能反應堆”的十年
因為人事關系在中國科大，他沒有獲得“兩彈一星”勛章。每當有人為此打抱不平時，他本人卻毫不在意
1961年4月4日，一輛小汽車把楊承宗接到了二機部。二機部是中國為研制原子彈專門成立的機構，而楊承宗此時已調任中國科大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系主任。二機部部長劉杰寒暄了幾句，忽然問他：“楊教授，你看什么道理我們中國的原子能事業不能大步前進？”楊承宗一下子被這個大問題問蒙了。但他心里明白，那時蘇聯專家已經全部撤走，除了一些半途而廢的工程， 什么都沒有留下。這次談話后不久，楊承宗就被抽調到二機部鈾礦選冶研究所任業務副所長。鈾礦選冶研究所位于北京城東３５公里外的通州，對外稱作“五所”。
什么劉杰會找到大學教師楊承宗呢？對于記者的好奇，楊承宗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那得問劉杰，他前兩天也來看我了。”
值得關注的一個細節是，當時國內懂放射化學的教授可謂鳳毛麟角。據清華大學教授朱永貝睿回憶，１９５５年中央決定在北大、清華創辦原子能專業，但清華當時沒有一個人接觸過放射化學。１９５７年工程物理系開設相關專業時，就聘請楊承宗來講放射化學課。
此前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簡稱近物所），楊承宗就是出了名“實驗高手”。１９５３年，近物所急需中子源，楊承宗知道抗戰前北平協和醫院曾向美國買了５０７毫克鐳源及配套提氡設備，在安全防護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楊承宗帶領助手冒著危險修復了被日軍破壞的裝置，之后又制成氡－鈹中子源。這是中國最早得到的人工放射源。但他的右眼因為超劑量輻射，逐漸徹底失明。１９５４年，有猶太商人向我國兜售硝酸鈾酰，說是濃縮鈾２３５。周恩來總理要求近物所盡快確定該樣品質量。楊承宗巧妙運用簡單測量儀器，就揭穿了猶太商人的把戲，避免了上當，也維護了國家的尊嚴。
“五所” 的科研設備非常簡陋，防護條件極差，許多非標準設備和部件都要靠自己設計和加工。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不夠吃， 不少人得了浮腫病。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楊承宗帶領一群３０ 歲左右的青年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開始鈾的冶煉提純。經過兩年多的日夜苦戰，純化處理了上百噸各地土法冶煉生產的重鈾酸銨，生產出了符合原子彈原材料要求的純鈾化合物２．５ 噸，提前３個月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成功試爆準備好了原料物質。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五所的科學家們接到二機部的通知，要到部里開會，一個都不能少。“全部人馬都到了大禮堂，原來不是開會，哈哈，是看電影。電影一部接一部地看，中間沒有一點休息時間。到12點鐘還在看，大家都困了，回家悶頭就睡了。第二天清晨，我們還在睡夢中，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就已經傳遍了全世界。”楊承宗談起二機部領導的這個特殊安排，還是十分激動。
在荒郊野外的“五所”，楊承宗前后工作了近１０年時間，他認為那是他一輩子干得最得意的工作。楊承宗告訴記者，他用的還是離子交換法提純鈾。在居里實驗室時，用于實驗的離子交換柱直徑不到１厘米、高不過１米；在“五所”的水冶廠，交換柱一下子變為直徑２．７米、高６米有余，人都可以在里面游泳。能把自己在國外學到的知識應用于國家建設，楊承宗十分得意。
原子彈爆炸成功后，二機部下文給研制原子彈有功人員晉級嘉獎，楊承宗卻因人事關系在中國科大而不能享受。每當有人為他沒有獲得“兩彈一星”勛章而打抱不平時，楊承宗本人卻毫不在意：“事情做出來就好，別的什么也沒有去想。”
楊承宗對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貢獻，卻不時被人們提起。曾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在談到原子彈研發這段歷史時，就講了這樣一段話：“‘法楊’ 是搞放射化學的，當時放射化學很關鍵。我們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楊承宗等一批科學家放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應堆那里去。”
3、愿做放射化學的形象大使
科學是有規律的，放射化學并不可怕，對于現在年輕人不愿意學習實驗性科學，楊承宗有些憂心忡忡
楊承宗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創建元老，曾任中國科大副校長、安徽省科協主席。楊承宗自己卻說，他只是在科大“辦了一個專業”。
楊承宗先生與少年班學生在一起
１９５８年９月中國科大成立時，楊承宗擔任校務委員會委員、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系主任，同時兼任其他幾個系的化學基礎課和專業課教學工作。當時，他白天忙于原子能研究所的科學研究，晚上寫講義編教材，每周三準時到中國科大講課。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所有的教學大綱、教學計劃以及任課老師的選擇，都是楊承宗親自編寫、親自確定。
中科大化學物理系教授俞書勤至今還記得，他們５８級放射化學專業學生進校的第一堂課，就是楊承宗上的。楊承宗詳細地介紹居里夫人從鈾礦中分離釙和鐳的方法，還在黑板上寫下了分離流程圖。這些在當時國內外任何教材中，都是不可能有的。把國際化學界前沿科學知識和科學創新的思維方法傳授給學生，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培養和訓練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是楊承宗教學工作的一個特點。他經常對學生們說：“科學就是前沿，科學就是尖端，科學就是創新。”
或許是受老師伊蓮娜?居里的影響，楊承宗特別注重培養學生的質疑精神。１９６３年上半年，６０級０８系物理化學課的期中測驗， 年級課代表祝振鑫發現試卷上有一道題的圖畫得有問題，便在主講教授上課時指了出來。那位主講教授十分生氣，一連三天不出家門， 不上班也不上課。系里教學干事找祝振鑫談話，但祝振鑫拒絕因此寫檢查。為了給這位教授臺階下，系務委員會決定給予祝振鑫處分。楊承宗知道這件事后，高興地一連說了幾個“好極了”。他嚴肅地找那位教授談話：“當教師的最大心愿不就是希望‘青出于藍勝于藍’ 嗎？看到學生超過自己，應該感到很高興，怎么會覺得丟自己的面子呢？你教的學生一代不如一代，那才丟面子呢！”楊承宗公開表示： “學生敢于指出老師的錯誤，這種風氣應該提倡。你們要處分這位同學嗎？我還要表揚這位同學呢！”
１９７０年，楊承宗奉命隨中國科大南遷，攜家帶口來到合肥，是屈指可數的幾個隨遷的老科學家之一。但他并沒有因此懈怠化學教學和科研工作。１９７３年，楊承宗主持了全國火箭推進劑燃燒機理學術會議，與兄弟單位建立了科研協作關系，使科大的相關研究成果在國內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１９７７年，由楊承宗首提的同步輻射加速器項目在中科大立項成功。后來，他又直接領導利用同步輻射裝置２００ＭｅＶ電子直線加速器，作中子源和珈瑪射線源，為我國內地的核科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途徑。
盡管已經脫離科研一線多年，百歲老人楊承宗仍然關心著放射化學的發展。楊承宗認為，放輻射化學在軍事方面有了很好的應用，在其他方面的應用開發得還很不夠。最近他正在考慮，能否用同位素示蹤原子的辦法，把中藥中的有效成分標示出來。對于現在不少年輕人不愿意學習放射化學等實驗性學科，楊承宗有些憂心忡忡。楊承宗說： “科學是有規律的，放射化學并不可怕，更不會影響到學生的身體健康。如果需要，我愿意當放射化學的形象大使。”
4、“花生油好，花生醬也很有價值”
收費走讀、不包分配，楊承宗創辦了合肥聯大。那時高考制度剛恢復不久，讓人不由得想起同在安徽的小崗村
現在楊承宗的作息十分規律。他每天都會聽廣播，社會上發生的新聞大事，包括最近頒布的教育規劃綱要，他都略知一二。對于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楊承宗說，他有一個“歪理論”：最優材料固然很好，次優材料同樣具有使用價值。人才就像花生一樣，花生油大家都歡迎，但花生油下面的花生醬也很有價值。
合肥學院的校史里，記載著楊承宗７０歲時的這個“歪理論”。那是１９７９年深秋，時任中國科大副校長、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楊承宗，去學校的路上，看到馬路邊圍墻底下有不少年輕人圍聚在一起，覺得奇怪，就問司機他們在干什么。司機告訴他說：“小孩子們在打臺球呢。他們沒有考上大學，都沒有事干，就在這兒打球。”楊承宗心里咯噔一下：這么年輕的孩子就無所事事，是應該受教育的時候呀。
轉過年來，也就是１９８０年春天，楊承宗參加安徽省高教局的一個會議。休息期間，他聽到有人議論，一位考生僅僅因為０．２分之差，不能進入大學校門。楊承宗再也坐不住了，會議一開始就舉手要求第一個發言，把自己幾個月深思熟慮的想法和盤托出：創辦一所改革的大學，招收落榜生，自費上大學。“他們沒有想到我放了那么一炮。” 楊承宗回憶道，那天的會議因為他的發言甚至改變了議題。
１９８０年８月，楊承宗自任校長的“改革的大學”真的誕生了，共招收了３２０名高考落榜生。學校由中科大、合肥工大、安徽大學等８所高校聯辦，聯想到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楊承宗將校名定為“合肥聯合大學”。那時候大學生由國家統一招生、統一分配、免費培養，而合肥聯大采用的是收費走讀、不包分配的方式。那時高考制度剛恢復不久，合肥聯大的出現，讓人不由得想起同在安徽的小崗村。
“適當收費，不包分配，專業設置按市場需求，后勤服務社會化，師資隊伍聘任制，學生就業自主化”，合肥聯大３０年前的辦學模式，今天幾乎已成為中國大學通行的做法。在管理上，合肥聯大還有個創新，就是實現“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時任合肥市委書記的鄭銳擔任合肥聯大董事長。校長楊承宗管教學，對招生、專業設置、課程安排等全權負責；董事長鄭銳主要解決學校的后勤保障問題。那個時候自行車還是緊俏貨，需要憑票供應，合肥聯大卻享有特權。“只要是聯大的學生， 鄭銳就批給一張自行車票。”楊承宗說。
“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還體現在專業設置上。合肥聯大的專業分為兩類，一類是常設專業，主要培養省市長期需要的機械、化工、電子、建筑、經管、職教師資等專門人才；一類是應變專業， 主要培養地方經濟建設急需但數量不大的人才。合肥市計劃、人事、經濟、勞動等政府部門的負責人都是合肥聯大的董事會成員，每年應變專業的招生人數，都要在合肥市分管市長的主持下，董事會進行充分論證，上報批準后實施。這樣就減少了招生的盲目性。“這就叫船小好調頭。雖然我們實行不包分配、擇優推薦，但實際上我們也在找，找到了婆家我們再招學生。”楊承宗說。
合肥聯合大學創辦成功、受到社會的認可之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廣州、杭州等地也相繼成立類似的大學，有些甚至直接套用了“聯大”的名字。楊承宗并沒有因此滿足。１９８５年，德國下薩克森州政府想在中國聯合辦學，楊承宗從時任安徽省長王郁昭那里聽到消息后，積極爭取，使合肥聯大成為德國在中國重點援建的兩所示范性應用科學大學之一。２００２年，合肥聯大與合肥教育學院、合肥師范學校組建為合肥學院。更值得一提的是，合肥聯大第一屆學生蔡敬民，后來留學德國，如今已是合肥學院院長。２０１０年，合肥學院被確定為全國６１個“卓越工程師”試點院校之一。可以說，楊承宗的辦學理念在這里得到了繼承、升華。
擔任過中國科大副校長和合肥聯大校長的楊承宗，對于創新人才培養有他自己的看法。楊承宗認為，社會上的人才結構應該是金字塔形的，位于塔尖的“拔尖人才”和位于塔基的“不拔尖人才”，都是社會的有用之材，都應該把他培養好、利用好。在目前社會上熱衷于討論拔尖創新人才之時，楊承宗似乎更為重視“不拔尖人才”的培養問題。楊承宗自謙地認為，與約里奧? 居里夫人、錢學森等相比，他應該歸為“不拔尖人才”一類。
如何更好地培養“不拔尖人才”？楊承宗沒有正面回答記者的提問。留給人們思考的，是他３０年前在合肥聯大進行的那場改革。
采訪后記
放射化學家的百年人生
９月５日采訪楊老時，正趕上他１００歲（虛歲）生日。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看見年輕的客人來了，楊老第一句話就是讓女兒拿糖給我們吃。那也是我聽過的最為爽朗的笑聲，甚至我們對于他沒評上院士的疑問，也被他的笑聲所溶解。
楊先生出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大半生都是在不正常的社會混亂中度過。這可能也是他后來討厭各種運動、珍惜平靜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江蘇同里上高小時，受校董章太炎的影響，楊先生有著深厚的國文基礎。到上海大同大學附中上學時，他的國文水平達到了大學二年級，英文水平卻是“一塌糊涂”。好在大同大學及其附中都實行學分制，他那時的同學年齡跨度很大，從初中到大學都有。幼年的教育經歷，給楊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創辦合肥聯大時，他就率先恢復實行了學分制，對教師來講可以因材施教，對學生來講就是鼓勵冒尖。
楊先生是一個重實踐的人。他這一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與化學實驗室里的瓶瓶罐罐打交道，注重實驗改進甚于理論創新。楊老告訴筆者：中國人做研究過去有個毛病，重理論輕實驗；在實驗科學中，又是重物理輕化學。實踐證明，楊先生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想，楊先生是在用自己的一生，來糾正人們對于化學學科的偏見。
楊先生是一個有遠慮的人。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后不久，擔任“五所” 業務副所長的他就提出“五所” 要轉型。他曾多次說，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像“五所” 這樣上千人規模的鈾礦選冶研究所，中國的鈾礦資源并不豐富，總有挖空的一天，到時沒有飯吃就來不及了！他建議“五所” 要改變單一方向，要注意應用。然而，這些遠見卓識，成了他在“文革” 被批判的口實。改革開放初期，他在合肥聯大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對于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意義，至今仍值得去好好總結。
楊先生是一個不迷信的人。楊先生過去對中藥沒什么好感，但是中藥治好了他的某種疾病，現在他經常服用中藥。楊老甚至認為，沒有中藥，中華民族５０００年的文明都不可能延續。但他并不迷信中藥，甚至要用放射化學的方法，標示出中藥中的有效成分。
這種生活的態度，與他以前所從事的鈾提純又有什么不同呢？
